由于《论语》一书真实地记载了孔子的言行和生活起居方面的内容，所以它不仅在历史上被纳入“十三经”，而且还是后世研究孔子和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论语》中许多篇章，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很具有现场感的，是完全可以当作“纪实作品”来看的。尽管历史上也有人曾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是定州汉简本《论语》的出土和整理发表，向世人证实了约在公元前55年，《论语》一书已完全定型。
“论语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问产生较晚，约在西汉初年，但它却萌芽于孔子逝世后不久。修习研究传授孔子学说的孔门弟子，在长期的研习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三个传授系统，这也就是《汉书·艺文志》上所说的“古论”、“齐论”和“鲁论”，此“三论”为后来的“论语学”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代论语学研究的主要成就集中在《论语》一书的编辑、完善和整理方面。秦朝的焚书浩劫使儒家的著作损失得最为严重。汉代的知识分子们在古书的整理和修复上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论语》的研究与整理标志着“论语学”作为一门学问的诞生。汉成帝时张禹任丞相，被封为“安昌侯”。他对当时的“齐论”、“鲁论”进行综合研究整理出来的《论语》被当时的人称为“安昌侯论”。“安昌侯论”一出便取代了它本《论语》。今本《论语》即从此出，然已非其旧。
东汉著名学者郑玄参照齐、鲁、古本《论语》及当时诸家成果撰成《论语注》，为后世所重，至唐代一直是人们修习《论语》的主要文本。可惜后来亡佚，虽经历代学者的努力，辑出一些佚文，但所获有限，近年所得的敦煌写本《论语郑注》，甚为海内外学界所重。
东汉熹平四年蔡邕用古文、篆、隶三体文字书写《五经》，然后刻石立于太学门外，《论语》为其之一。世称：“熹平石经本《论语》”，亦为世所重。
对《论语》的编纂、整理、定稿、定位的工作至此告一段落。从此以后“论语学”的研究核心便确定下来。尽管此后有不少学者努力搜集散落在《论语》之外的孔子言行，并力图以此补充《论语》，但由于汉朝学者和官方的努力，《论语》不仅成为一门独立的超乎其他学问之上的学问，而且还成为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又是中国历史上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任何补充都将被视为非法，故而人们就只有把这一类工作归入“孔子佚语”之类。而《论语》学的主要方面则渐渐趋向于其阐释、说解和注解。
三国时期著名学者何晏，喜好老子和庄子的学说，他搜集了当时的八家之说及四家的训解撰成《论语集解》。该书到了唐代被定为《论语》的标准注解读本，直到朱熹的《论语集注》一书的出现才取代了它的权威地位。到了清代它又被收入《十三经注疏》，其重要地位再次获得确定。
何晏的集解在历史上影响极大，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论语学”保留了大量的珍贵文献资料。
南朝梁皇侃用一家之说，以何晏集解为主，对《论语》一书作了详尽的讲解，撰成《论语集解义疏》十卷。该书的特点主要是以老、庄说解《论语》。南宋时此书亡佚，幸运的是唐朝时有该书旧本传入日本，清乾隆年间又从日本寻回，影印并收入《古逸丛书》。
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撰《论语集注》，十卷。此书在二程解经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参照各说解，一方面注重文字的解释，另一方面更加强调了义理的解读和阐发。“论语学”从此进入宋学（理学）时期。朱氏集解一出，它书均告衰微，元朝以其考试士子，明朝科举考试以其为本，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清著名学者刘宝楠（字楚桢，号念楼，宣宗道光间进士）也以何晏集解为本，广泛搜集汉代学者的旧说并兼用宋人研究成果，全力吸收清代的考证成就而成《论语正义》二十四卷。此书为摆脱宋学走向汉学起了转折性的作用。
当代著名学者杨伯峻撰的《论语译注》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准确晓畅、易读易懂的白话译文，其突破性的成果在于书后所附的《论语词典》。
由此可见，“论语学”在历史上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它们依次是《论语》一书的整理、定型和文字的训解，《论语》的哲理性阐发和解释，最后是对前两个阶段的综合。今天，随着考古成果的涌现，特别是随着“定州汉简本《论语》”和“唐写本《论语郑注》”的发现和整理，我们有理由相信，“论语学”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